讲座︱吴小强:《日书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

时间:2019-07-08
讲座︱吴小强:《日书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7月2日,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第21期“国故新知”学术讲座,题目为“《日书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”,主讲人为广州大学档案馆馆长吴小强教授。本次讲座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夏增民主持,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等校研究生皆有出席。
吴小强教授
(一)竹简《日书》的发现与整理
吴小强教授首先指出,说到《日书》,过去学者只知《史记》有《日者列传》,并未见过“日书”的记载。“日书”二字,首见于睡虎地秦简“日书”简中最后一支的背面,此后,此类出土文献即均以《日书》命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说:“齐、楚、秦、赵为日者,各有俗所用。欲循观其大旨,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。”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,日者是一个很活跃的群体,他们的活动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这当然不是日者活动的开始,据《史记集解》中引《墨子》中“墨子之齐路见日者”之事,日者活跃的时间可上溯至春秋时期。
至于《日书》的发现,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,西北科学考察团就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关于“日忌”的内容;而最早发现的《日书》,是在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东汉墓,墓内发现的竹简中有几枚《日书》及杂占残简,这说明东汉时期《日书》仍在被使用。不过,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《日书》,则是湖北江陵县九店战国楚墓竹简《日书》,时间坐标约在战国晚期早段,其内容较为简略,主要作为数术书使用,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参照。
目前,出土或发现的简牍《日书》约有20余种,时间跨度从战国到东汉。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种。
(1)九店楚简《日书》
九店楚简《日书》出土于1981-1989年发掘的湖北江陵九店公社雨台大队取土场第56号战国楚墓。M56共出土竹简205枚,共约2700字,其中一简字数最多达57字。九店楚简《日书》释文经李家浩先生整理,发表于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九店楚简》一书。
九店楚简《日书》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《日书》的年代坐标,将目前已知《日书》最早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早段。
《九店楚简》
(2)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
1975年12月,湖北云梦县城关西部睡虎地发掘12座秦代墓葬,其中第11号(M11)出土1155枚竹简(另有残简80片),其中除了大家熟悉的《编年记》、《语书》、《秦律十八种》、《效律》、《秦律杂抄》、《法律问答》、《封诊式》、《为吏之道》之外,还有《日书》甲乙种,《日书》共有423枚简,约18000字。
1981年,文物出版社出版《云梦睡虎地秦墓》,图录与释文中皆有《日书》甲乙种。这是秦简《日书》的首次公布,但是没有标点,内容也有错讹。1990年9月,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订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包含了睡虎地秦简的图版、释文、注释和语译(未译《编年记》、《为吏之道》、《日书》)。其中《日书》释文的作者为于豪亮先生,由李学勤先生最后定稿。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,整理小组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,成员包括于豪亮、安作璋、朱思中、李学勤、李均明、高恒、唐赞功、陈抗生、张政烺、曾宪通、舒之梅、裘锡圭、刘海年、窦爱丽等,从而形成了《日书》整理的最好版本。
(3)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
1986年3月,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林场1号秦代墓葬发掘出461枚竹简,内容包括《日书》甲种、乙种和《志怪故事》3种。甲种《日书》有73枚简,包括《月建》、《建除》、《亡盗》、《吉凶》、《禹须臾》、《人日》、《生日》、《禁忌》等8个章题。乙种《日书》共381枚简,38个章题。从《志怪故事》7枚简中第一枚“八年八月己巳”句,以及随葬品均为战国中期至晚期的器物推断,放马滩秦墓M1下葬时间当为秦始皇八年(公元前239年)以后(不过这个说法仍存争议)。
1989年12月,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秦汉简牍论文集》中刊载《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》与何双全《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》。2009年8月,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天水放马滩秦简》在中华书局出版,其中公布了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甲乙两种的全部图版和释文,但释文仍没有标点。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的整理虽不及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,但仍然是重要的《日书》版本。首先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较为完整,且出土于秦人的发源地,是秦人的《日书》,可与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进行对比研究。
(4)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
2000年3月,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湖北随州城关东北孔家坡砖瓦厂第8号汉墓(M8)时,在墓主椁室头箱两侧出土竹简2组,分别为《日书》和《历日》。另外还有木牍两组4方,为《告地书》。《日书》放置在头箱东北角,登记竹简700余枚,保存状况良好,发掘者推测原来竹简有绢包裹,大致呈卷状。
根据同出的《历日》冬至日记载,确定“M8年代可订为汉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。”根据所出木牍“库啬夫辟”及《告地书》“桃侯国丞万告地下丞”之言,墓主名叫“辟”,曾任桃侯国库啬夫之职。在造纸术、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当时,拥有《日书》、以《日书》陪葬,说明墓主人是日者的可能性很大。
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比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更加完整、详细,同时加入了汉代要素,提供了汉代《日书》的标准版本。
这四部《日书》年代关系清晰,出土地点明确,内容体系都比较完整,研究价值极高。
《日书》出土的范围很广,北达内蒙古额济纳旗烽燧遗址,西至敦煌悬泉置遗址,东到连云港尹湾汉墓,南至长沙马王堆汉墓,可以说囊括了汉代的中心区域。晏昌贵先生介绍了23种出土的《日书》,包括战国楚简2种,秦简5种,汉代简牍16种(见晏昌贵《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》,陈峰主编《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》2011年卷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,第1-26页)。但实际上不止此数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2015年,江西省南昌市郊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5000多枚竹简,其中有与《日书》关系密切的数术类竹简即有300余枚(见《文物》2018年第11期《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》)。
讲座现场
(二)《日书》研究回顾
2017年1月17日,张艳国在“简帛网”发表《简牍〈日书〉研究论著目录》一文,统计了1976-2015年中外关于简牍《日书》的研究论著,共计专著58部,其中“核心研究”:“《日书》的图版发布与释文整理”13部; “《日书》的诸学科研究”5部,“相关研究”专著40部,“研究论文”共1300余篇(不含未发表的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和百余篇网络论文)。其实,此前就有关于《日书》研究的综述发表。其中较早的有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所作《睡虎地秦简十四年研究述评》(载《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》,台湾大学历史系1987年8月,又收入《睡虎地秦简论考》,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),内中就包含有《日书》部分的述评。而最早评介《日书》的,则是林剑鸣先生的《曲径通幽处,高楼望路时:评价当前简牍〈日书〉研究状况》(载《文博》1988年第3期);之后,刘乐贤在《睡虎地秦简<日书>研究》(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)前言部分对《日书》研究进行了综合考察,沈颂金《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秦简〈日书〉评述》(载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1994年第4期)、张强(张铭洽、吴小强)《近年来秦简<日书>研究评介》(载《文博》1995年第3期)也有所评述。
近些年来关于《日书》的研究综述,则有李均明、刘国忠、刘光贤、邬文玲等合著的《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(1949-2009)》上编《简牍典籍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),晏昌贵《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》、夏利亚《三十六年来〈睡虎地秦墓竹简〉研究综述》(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3年第4期)以及晏昌贵、廉超的《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:1949-2019》(载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2019年第3期)。
《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(1949-2009)》
以下就学者所做综述的基础上,对《日书》研究做一简单回顾。
国内最早发表的有关《日书》的研究论文,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先生的《楚月名初探——兼谈班固墓竹简的年代问题》(载《中山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1期),其后是于豪亮先生。于先生在《秦简〈日书〉记时、记月诸问题》(原载《云梦秦简研究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351-357页;复载《于豪亮学术文存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157-162页)中指出,“‘日书’两个字写在乙种《日书》最后一支简的背面,我们据此称此书为《日书》”;并认为“《日书》是关于选择日子吉凶的迷信书籍,其中有些迷信习俗一直到解放前都还在流行”。
于豪亮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古文字学家,李学勤先生在《纪念于豪亮同志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于先生整理睡虎地秦简工作中的贡献,尤其强调于先生整理、注释两种《日书》的筚路蓝缕,同时撰写论文,成为《日书》第一位研究者的开山之功,这是每一个《日书》研究者应当铭记的。
1982年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、曾宪通所著《云梦秦简日书研究》一书,这是探究《日书》数术体系的第一部论著,开启了利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秦汉数术的学术大门,也是《日书》研究的首部专著,影响深远。
《云梦秦简日书研究》
1985年,林剑鸣先生赴日本关西大学访学,敏锐地注意到了日本学人对《日书》的研究。次年,林剑鸣先生在西北大学创办“《日书》研读班”,效法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主办之“木简研读班”形式,对当时尚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进行集体攻关研究,不久即发表《日书》研读班的研究成果——《日书: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》(载《文博》1986年第5期)。该文在于豪亮、李学勤、饶宗颐和曾宪通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,第一次对《日书》进行了比较全面、系统的梳理探索,提出《日书》反映了秦国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、生产现实的观点,另外,在秦代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见解。
嗣后,林剑鸣先生《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》(载《历史研究》1987年第3期)、《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》(载《历史研究》1991年第4期)和研读班成员的系列成果,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,并带动了学术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对简牍《日书》的研究,而“研读班”师生群体更是成为《日书》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举办《日书》研读班,是林剑鸣先生生命后期的一项重要学术创新活动,他对此颇为在意。林先生在《秦简〈日书〉校补》前言中写到:“笔者1985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去日本介绍《日书》研究情况时,曾与日本学者大庭脩、古贺登、工藤元男等讨论过《日书》释文中漏、误的问题。1986年在国内也曾召集过有志于研究《日书》的青年学者举办研读班,对释文进行校补。现在,参加研读班的诸位青年早已风流云散,有的在海外求学(硕士,黄晓芬),有的不知所往。”(载《文博》1992年第1期)
林剑鸣先生生于1935年,逝世于1997年1月25日晚20:30,享年仅61岁。林先生是秦汉史、法律史研究的大家,作为陈直先生的助手,继承了陈直先生以考古资料印证传世文献的治学之法,所著《秦史稿》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,《秦汉史》历经三十余年,至今仍是秦汉断代史的代表作。黄留珠先生怀念林先生时曾讲,“应该说,他是一位高瞻远瞩,具有超前意识的人。一名成功的学者,天赋固然重要,但勤奋更是立业之本。而林先生,正是一位勤奋不已的人。当年林先生在西北大学任职期间,我每次去他家时,总见他在伏案工作,甚至阴历除夕也不例外。其精神感人至深。我自己每每以先生为榜样,自勉自励。”
吴小强教授忆及与林先生的交往,不仅赞叹先生的大家风范和对后学的关照。吴教授强调,他和《日书》研读班的诸位同学在《日书》研究方面有所心得和成就,都得益于《日书》研读班和林先生的教导。
当年林剑鸣先生给吴小强教授题写“楚辞”句留念
林剑鸣先生给吴小强教授写的推荐信
1993年,蒲慕州发表《睡虎地秦简〈日书〉的世界》(载《“中央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2本第4分册),该文共分8个部分,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对《日书》做了细致的分析。
2000年,李零在东方出版社出版《中国方术考》,其中第三章《楚帛书与日书:古日者之说》,对战国秦汉时期秦简《日书》的数术进行了梳理与讨论。李零先生从数术书的角度提出,《日书》是反复使用的,也是提前设计好的、程序化的,不是占卜的实际记录,故而认为《日书》几千年来没有变化,因此不能作为实录史料利用。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,但忽略了《日书》作为出土文献的特殊性,正因为《日书》是出土文献,而且其出土的时间、地点、文化层十分清晰,它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时间坐标。因此,《日书》即使是提前设计好的,也是出土之前设计好的,不可能是出土之后设计好的,这是基本的史实。假定《日书》年代在秦始皇三十年,那么其内容也是在秦始皇三十年之前设计的,至于上溯至多早,则涉及到《日书》年代的问题。
而且,《日书》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,是由日者代代传抄的,在传抄的过程中势必会加入其所处时代的要素,换句话说,我们看到的秦代的《日书》必定有秦代的要素,不可能完全是秦代以前的。即使《日书》反复使用,提前设计,也是在出土年代之前,由于《日书》与时俱进的特点,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。
李学勤先生曾发表《〈日书〉与秦、楚社会》(载《江汉考古》1985年第4期),其中引《论衡·讥日》篇“岁月之传既用,日禁之书亦行。世俗之人委心信之,辩论之士亦不能定”一句,进而指出,“《日书》一类书籍非常盛行,为古代民间所常用”;也论证了《日书》作为史料的鲜活性。
同时,李学勤先生认为对《日书》的研究,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。“一方面,是从数术史的角度考察。秦汉之世,数术流行,然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录数量庞大的数术著作几乎已经全部佚失。现在幸能获见秦简《日书》这样丰富的材料,使我们有可能系统了解数术的真相,对认识当时的思想文化无疑是有益的。另一方面,对《日书》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。《日书》虽系趋吉避凶的迷信,但所罗列的事项条文,却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情况。”(李学勤: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,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,第136页)
1994年,刘乐贤的博士学位论文《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》修改出版(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)。这是继饶宗颐、曾宪通合著《云梦秦简日书研究》之后第二部《日书》研究专著,也是在文献学和数术史方面对《日书》用功最深的著作,颇多创见。
刘乐贤对《日书》的数术内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发掘与辨析,提出了不少新见,集中体现在他的另外两部专著及多篇论文上,如《简帛数术文献探论》第二章《出土五行类文献研究(上)——秦简〈日书〉丛考》和第八章《相关传世文献新探》中的“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新考”以及《战国秦汉简帛丛考》中“战国秦汉〈日书〉研究”部分。
《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》
2000年,吴小强的《秦简日书集释》问世(岳麓书社2000年版),这是第三部《日书》研究专著,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的首部《日书》研究著作。此书汇总了此前有关《日书》的研究成果,收录、整理了《日书》较好的版本,并将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翻译成现代汉语,给初级研究者提供了入门级的资料。
2000年,胡文辉出版《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》(中山大学2000年版),其中收录了作者《〈日书〉起源考——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法问题》、《睡虎地秦简中的楚〈日书〉》、《释“岁”——以睡虎地〈日书〉为中心》、《放马滩〈日书〉小考》、《居延新简中的〈日书〉残文》及《“人日”考辨》等相关文章,对《日书》进行了专题研究。
2003年,王子今《睡虎地秦简〈日书〉甲种疏证》出版(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),这是《日书》研究的第四部学术专著,也是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二部《日书》研究著作。作者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利用的基础上,集中对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进行周密细致的考证与注疏,颇有乾嘉朴学遗风。
此外,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。早期饶宗颐、林剑鸣、何双全、邓文宽、刘信芳、施谢捷、黄文杰、胡文辉和刘乐贤等学者先后都对放马滩秦简甲种《日书》释文进行了校释、研究。
近期代表性的著作有孙占宇的《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校注》(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《出土文献研究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)和《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》(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)以及孙占宇、鲁家亮的《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〈梦书〉研究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)。
关于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研究,则有刘乐贤《释孔家坡汉简〈日书〉中的几个古史传说人物》(载《历史研究》2010年第2期)和李零《中国最早的“升官图”——说孔家坡汉简〈日书〉的《居官图》及相关材料》(载《文物》2011年第5期)等。
至于海外的《日书》研究。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在《日书》研究领域用功最深,成果最著。工藤先生的研究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,主要从三个角度关注《日书》:一是国家层面,二是社会层面,三是宗教。值得一提的是,道教虽公认起于东汉,工藤先生却在《日书》中发现其中有些仪式与道教的一些仪式相类似,于是将《日书》和道教联系起来。
《日书》研究的成果日益丰硕,以上回顾难免挂一漏万,基本上仅做历时性的梳理。
工藤元男著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》
(三)《日书》研究的思考与前瞻
(1)对竹简《日书》历史文献价值的再认识
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《日书》作为出土文献的价值,出土文献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受后代的干扰,《日书》的历史文献价值是不容忽视的,今天仍不能低估日书的史料价值。
(2)《日书》的基础性研究
现在学界对于各版本《日书》的研究,在关注度和质量上都参差不齐,如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长期是《日书》研究的重点,而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则关注不够;再如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的年代还有争议。基础性研究包括对文字的考证、文字的梳理、特别是对数术学、数术史体系的研究。对于数术史,要认识其流动性、多变性和复杂性,另外数术史源流很远,这就涉及到《日书》的时代问题。胡文辉曾提出,《日书》出现在使用夏历的时期,最早出现于战国早期,完善于战国中期,定型于战国晚期,这一说法虽有道理,但仍有讨论的空间。从目前来看,《日书》的内涵显然不止包括战国,而应往更高、更前的方向追溯。有人认为,《日书》在殷代已经出现,甚至更早。
(3)《日书》的多学科研究
对于《日书》的多学科研究,现在看到的有数术史、社会史、宗教学、天文学和哲学史等等,还有其他学科方法的介入,如统计学、社会学的社会分析、社会结构、社会控制的方法等。《日书》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,通过这种民俗的手段让社会保持安定,让老百姓的社会心理得到迎合。
(4)《日书》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
中国的传统文化,儒释道看到的多是上层,而《日书》和其他民间巫术则是下层那些“看不到的东西”,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,特别是和中国传统的道家、道教关系密切。
(5)《日书》的国际比较研究
比如中国《日书》的传统是否同样存在于古印度、古巴比伦、古埃及等文明当中,这种横向比较也是很好的课题。
可以肯定的是《日书》以后还会有大量的发现,但其版本不会超过睡虎地秦简和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的规模,将来有关《日书》的研究,仍会有很大的空间。

(本文由鲁畅记录整理,夏增民修订,已经吴小强教授审阅)